1999年，一篇在主流报纸刊出的犀利文章让公众第一次直视一种不循常规、不给任何人面子的气质。作者当时四十出头，名声已赫赫，他把当红的武侠、言情、大牌明星与商业大片并列批评，点名指出流行文化的俗套与做作。被攻击的对象虽多，但反响更让人关注：有人为偶像辩护，也有人在他的直言里嗅到一丝真实。

要理解这种直率乃至“狠”的性格，得回到他的成长土壤。他1958年出生，随父母搬进军队大院 — 一个自成体系的小社会。那里的孩子们习惯群体生活、早早看到体制与权威运作的内部样子，这种经历造就了他不易被权威吓倒的性格底色。年轻时当过兵，发表处女作后，真正引发关注的是一篇以口语化、带痞气的叙述风格打破文坛常规的小说。与同时代那些严肃讲民族与苦难的作家不同，他用平实甚至粗俗的语言去描写当代青年，把嘲讽、自嘲与市井话语引入文学，让人觉得既接地气又刺耳。

八九十年代，他凭一系列作品和被改编成影视的剧本成为文化圈的宠儿，但他没有选择靠名气稳住位置，反而在最红时开始拆上流的神坛。无论是传统文人、当红导演还是文化名人，谁一旦被他认定为“装腔作势”，就难逃他笔下或口头的嘲弄。与纯粹为赢辩论的“杠精”不同，他更像那种看到皇帝赤身就忍不住指出来的人——不是为了争个输赢，而是出于一种难以抑制的坦率。 球友会

他最让人吃惊的，还在于敢于揭露自己的缺点。公开承认写作不过凭一股劲儿，承认贪玩爱花钱，坦荡地面对私人关系的八卦，这种自嘲与坦然同样是他性格的一部分。坦然背后有代价：九十年代末到本世纪初，他曾深受抑郁困扰，作品断更，人也淡出公众视野。几年间关于他“垮了”的传言不绝于耳，但他并未就此消失。

后来他时而复出，时而沉寂。2007年以风格奇特的新作出现，引起褒贬不一；多年之后又推出大部头历史小说，市场和评论两极分化，而他本人依旧不借助综艺炒作、不接商业代言、不频繁露面，也不上社交媒体。一个曾经红极一时的作家，以自己的方式证明：直言与不妥协既会招致孤立，也能影响一代人的表达方式；若这种“无惧一切”的气质在更广泛的人群中蔓延，社会的沟通与冲突样态也会发生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