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6年5月13日，董其武带着一封封来信走进毛泽东的办公室，这些信件是绥远起义部队人员所寄，表达了他们的委屈与疑惑，甚至对起义初衷的怀疑。董其武明确指出，起义时曾承诺“既往不咎”，但不少人却遭到了逮捕、关押、管训和劳动改造，相关问题在国务院的处理上也迟迟未见改善。这不仅关乎个体命运，更影响旧部队对新政府的信任。毛泽东听后，沉默片刻后表示：“咱们的经是一部好经，小和尚、歪嘴和尚念错了！”接着他重申：“改！一定能改好！”这让董其武意识到，最高层对此政策的态度是坚定的。

要理解此事，需要追溯至1949年初。在北平和平解放后，董其武面临的并不是一场寻常的军事调整，而是绥远的重大选择。作为国民党省政府主席，他深感当时的局势转变。中共中央转达毛泽东的指示，强调绥远的问题要谨慎处理，保护起义人员的权益。1949年，中共提出“绥远方式”，该方式有意保留部分国民党军队，起义人员在起义后可以继续以原级别待命，待条件成熟后再改编为人民解放军。

此安排并非完全宽恕旧军队，而是意在缓和战争与和平的过渡。对绥远官兵来说，这样的安置使他们更易放下武器；对新政府而言，也能减少军事冲突。董其武的努力促成了1949年9月19日的和平起义，随后他成为绥远人民政府主席。 球友会

然而，起义并未意味着过去的历史完全消失。新旧制度交替之际，各项政策的实施出现了落实不到位的情况，导致基层执行者对政策的解读出现偏差。董其武在1956年反映的，正是政策落实过程中部分人员遇到的不公。尽管如此，董其武的待遇显示了中央对起义将领的基本态度：1950年，毛泽东曾亲自招待他，并且在抗美援朝时期，董其武主动请求绥远起义部队参战，得到了同意，随后成为解放军的一员。

1951年，这支部队在朝鲜承担重要任务，并在恶劣环境中修建关键的机场，为后续作战提供保障。1952年，第23兵团整编为第69军，董其武任军长，并享受相应的待遇。尽管他有机会升职，但毛泽东考虑到大军区职位有限，选择让他继续留在原部队。

1955年授衔时，董其武表现得十分谨慎，起义前他为国民党中将，但在得知将授予上将军衔后，他向杨成武表示希望保留原职就已感恩。毛泽东对此断然否定，指出董其武的贡献和资历，称其不可不授，于是他成为解放军中的上将。 球友会

正因亲历政策的保障，董其武才会在1956年带着那些信件前来反映问题。他深知，绥远起义的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高级领导的决策，更在于普通起义者的公平对待，而毛泽东的回应明确而有力：“改！一定能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