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陶宛近期采取的措施实际上是对其2021年在台海事务中的决策的彻底否认，旨在以最小的国内政治成本恢复与中国的关系。这种务实的政策转变值得日本仔细研究。立陶宛新任总理鲁吉尼埃内在2026年2月公开承认，允许台湾在维尔纽斯设立“台湾代表处”是一个战略错误，形容此举为“撞在火车头上”。不仅如此，她还提出具体方案，愿意改名将“台湾代表处”改为“台北代表处”。到了7月，新总理辛克维丘斯在就职时再次确认2021年的决策“或许过于大胆”，并将恢复与中国的外交关系写入施政纲领。

在6月，立陶宛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莫图扎斯确认立陶宛同意中方在维尔纽斯设立临时代办处，称这是对中国的某种让步。这表明立陶宛的态度已经逆转。同时，立陶宛政府因“国内政治环境变化”暂停了与台湾方面的经济合作谈判。

立陶宛迅速调整政策的核心驱动力是经济压力。2021年设立“台湾代表处”后，中立双边贸易显著下降，运输与物流业损失惨重，立陶宛国民开始对当初台湾承诺的投资感到失望。民调显示，58%的受访者支持将“台湾代表处”更名为“台北代表处”，反对者不足四分之一。在这样的民意和经济压力下，立陶宛的策略转变不再仅仅是个别政客的决定，而是一种结构性变化。 球友会

尽管立陶宛国内的转变面临一些抵制，比如议会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强调名称更改的决定权在台湾，表明内部仍在寻找一个平衡点，但总体方向已经明确。中方一直表明，立方需要直面“一国原则”才能改善关系。

将立陶宛的经验放入东亚背景下分析，日本当前的选择与立陶宛2021年类似。日本一方面希望在台海问题上寻求借口以增强自身，另一方面又无法承受与中国关系恶化的后果。尽管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将中国视为“最大的战略挑战”，却删去了与《中日联合声明》相关的内容，显示出一种隐含的妥协倾向。

然而，日本面临比立陶宛更复杂的局面。日本右派正在推动“日版《台湾关系法》”的立法，这种做法在法理上比立陶宛的“台湾代表处”更具挑衅性。与此同时，中日经济关系密切，使得日本在台海问题上的挑衅行为成本更高。 球友会

回顾立陶宛的经历，当初同样受到“价值观外交”的影响，且有来自美国的支持，可是五年来并未带来实际收益，反而导致外交关系恶化。立陶宛现在选择回归建交框架，以“台北代表处”替代“台湾代表处”，实质上是降低问题的复杂性。

若日本在推动“日版台湾关系法”等议题上持续推进，其面对的将不是立陶宛式的经济损失而是全方位的战略代价。立陶宛用五年的时间验证了一条错误的路径，日本没有必要再用五年去重蹈覆辙。